2020军队文职专业科目备考:秦汉文学(汉语言文学)
一、秦及西汉散文
1.《吕氏春秋》的成书过程
在战国时期，魏国有信陵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齐国有孟尝君，他们都礼贤下士，结交宾客。与四公子不同，吕不韦招揽门客，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，却十分注重文才。原来，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。他素来善于谋略，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。再说秦国猛将如云，军力强大，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，广为流传，不但天下闻名，还可传之后世，永垂青史，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。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，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，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，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。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，像荀卿那班人，著书立说，流行天下。
待到一切准备就绪，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，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。等到文章交上来后，五花八门，写什么的都有，古往今来、上下四方、天地万物、兴废治乱、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，全都有所论及，许多文章还有重复。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、归类、删定，综合在一起成书，取名叫《吕氏春秋》。为了精益求精，也是为扩大影响，吕不韦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，他请人把全书誉抄整齐，悬挂在成阳的城门，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，即赏给千金。消息传开后，人们蜂拥前去，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。当然，这不一定就证明《吕氏春秋》字字珠玑，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，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，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。不过，这样一搞，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，《吕氏春秋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。
2.贾谊的政论文
贾谊的政论文，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，为数不多，但成就巨大。一方面，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“案之当今之务”，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“经世致用”的特色，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;另一方面，他继承战国之文“敷张文辞”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、尽所欲言，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、气势、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。
二、西汉辞赋
西汉辞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，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，韵散兼行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、散文的诗化。西汉辞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，形成新的体制。它借鉴楚辞、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、铺张恣肆的文风，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，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。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，既有传统的四言，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。西汉辞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，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，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。枚乘的《七发》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，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。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。
三、《史记》
1.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的成书
司马迁(公元前145年-公元前90年)，字子长，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，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，其父为司马谈。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，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，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
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，漫游各地，了解风俗，采集传闻。初任郎中，奉使西南。元封三年(前108)任太史令，继承父业，著述历史。
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
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，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，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①秉承先父遗志
②继承《春秋》精神
③肩负史家职责
2.《史记》的体例和艺术特色
(1)体例
全书共一百三十卷，有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。“本纪”是全书提纲，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;
“表”用表格来简列世系、人物和史事;“书”则记述制度发展，涉及礼乐制度、天文兵律、社会经济、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;“世家”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;“列传”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。
(2)艺术特色
①塑造了丰富多彩的、性格鲜明的一系列人物形象。
②谋篇布局，独具匠心、善于选择、剪裁和集中史料，善用“互见法”，善写大事和紧张场面，并以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。
③寓褒贬于叙事，有强烈的抒情性。
④语言生动、准确、灵活。
3.《史记》的地位和影响
《史记》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，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。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，记言为《尚书》，记事为《春秋》，其后又有编年体的《左传》和国别体的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。但是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，却是由司马迁首创。《史记》的出现，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。
四、两汉乐府诗
1.乐府诗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”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，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，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、爱与恨，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。
2.乐府诗的叙事技巧
①生活镜头的选取表现了两汉乐府叙事诗高度的艺术性。
②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。
③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，各具特点.绝无雷同。
④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，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，繁简有法。
五、《汉书》
1.班固及《汉书》的成书
班固(公元32年一公元92年)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东北)人，东汉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班固出身儒学世家，其父班彪、伯父班嗣，皆为当时著名学者。班固九岁即能属文，诵诗赋，十六岁入太学，博览群书，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。
建武三十年(54年)，班彪过世，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，开始在班彪《史记后传》的基础上，撰写《汉书》，前后历时二十余年，于建初中基本修成。汉和帝永元元年(89年)，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，班固随军出征，任中护军，行中郎将，参议军机大事，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《封燕然山铭》。后窦宪因擅权被杀，班固受株连，死于狱中，时年六十一岁。
2.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在体制、风格上的异同
体例方面，《汉书》体例基本上承继《史记》而略有变化，如改“书”为“志”，取消“世家”并入“列传”。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，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：《史记》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，重通变思想、重历史现实、重社会各阶层、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。《汉书》重刘氏正统，用断代史、重上层社会、重正统、重体例之严谨。
风格方面，二者的行文取材不同，《史记》是雅俗并收，而《汉书》则偏重于尔雅之文。此外，《汉书》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，多取诸现成文献。这样就很明显使人感到《史记》之文，更多带有生活气息，带有独创性;而《汉书》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。
六、东汉文人诗
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：
(1)艺术成就
①敏锐的节序感
②微妙的空间感
③深切的世态炎凉感
(2)在文学史上的地位
《古诗十九首》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，它长于抒情，却不径直言之，而是委曲宛转，反复低徊。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，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。《古诗十九首》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、物我互化的笔法，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。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钟嵘《诗品》卷上称它“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”。
